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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兩個結合”的文化維度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發展

          文毅

          2023-07-18 01:28

          泓峻
          《社會科學輯刊》2023年第3期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發表的講話中,提出了“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主張。這是黨的最高領導人第一次在重要講話中談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具體路徑問題時,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一經典表述之后,提到要同時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又再次提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個結合”,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才能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的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特別強調,“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只有植根本國、本民族歷史文化沃土,馬克思主義真理之樹才能根深葉茂”。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提出,既是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進一步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對100多年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發展的經驗總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的傳統文化維度,是中國共產黨在領導革命與建設的歷史過程中,經過與國內外、黨內外各種思潮的對話、競爭乃至激烈的斗爭,伴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不斷發展與日漸成熟,逐漸凸顯出來的?;仡?00多年來對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關系認識的過程,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一論斷的重大意義。

          一、經典作家對馬克思主義具體化的思考與中國共產黨人的早期探索

            馬克思、恩格斯當年在建立自己理論學說的時候,是把整個人類過去的歷史與未來的命運都納入自己的視野加以考慮的。盡管如此,當后來的人們試圖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指導人類某一地域、某一時期具體的社會實踐時,仍然要考慮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特殊的經濟、政治、歷史、文化狀況。只有把這些因素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結合起來,才能使之落地生根,充分地釋放出理論潛力,并不斷得到發展。對此,恩格斯是有過初步思考的。他在晚年撰寫的《美國工人運動》一文中,針對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幾乎全部由德國移民組成的情況,提出工人階級政黨的“本土化”問題。他認為,這個黨的成員具備歐洲多年來斗爭所取得的經驗,具備對工人階級解放條件的一般理解,在美國工人政黨中具有先進性,這對美國無產階級來說是一件幸事。因此,這個政黨應該“負有在運動中起極重要作用的使命”。但是,要發揮其先進作用,“它必須完全脫掉外國服裝。它必須成為徹底美國化的黨”。至于怎樣使社會主義工人黨“美國化”,恩格斯除提出這個黨的成員“應當向占絕大多數的而且是本地人的美國人靠攏”外,還提出了學習當地語言的問題。而語言學習的目的,就是要用當地的美國人能夠接受的方式宣傳自己的進步主張,這已經觸及思想表達的民族形式問題。

            對于這一問題,列寧在領導俄國革命的過程中進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早在十月革命勝利前,列寧在寫給《工人報》的文章中,一方面強調“我們完全以馬克思的理論為依據,因為它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科學,給這個科學奠定了鞏固的基礎,指出繼續發展和詳細研究這個科學所應遵循的道路”;另一方面又強調必須對馬克思的理論有所發展,“我們決不把馬克思的理論看作某種一成不變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東西;恰恰相反,我們深信:它只是給一種科學奠定了基礎,社會黨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實際生活,就應當在各方面把這門科學推向前進?!倍?,列寧還強調,“對于俄國社會黨人來說,尤其需要獨立地探討馬克思的理論,因為它所提供的只是總的指導原理,而這些原理的應用具體地說,在英國不同于法國,在法國不同于德國,在德國又不同于俄國”。這說明,對于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與本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在實踐中發展馬克思主義這些問題,列寧是早有自覺的。

            如何對待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是與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與自身傳統文化的關系密切相關的問題。眾所周知,在民族文化問題上,列寧是強調要首先區別“兩種民族文化”的,堅決反對資產階級學者混淆“兩種民族文化”的民族主義立場,主張無產階級在文化問題上的國際主義立場。但是,他同時也意識到,馬克思主義者即使在宣傳其國際主義文化立場時,也必須“‘適應’各地方和各民族的特點”,需要“用各種語言宣傳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口號以反對民族文化這一口號”。正是受這種觀點的啟發,斯大林在1920年代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文化”內容的國際性與形式的民族性必須相結合這一主張,強調“社會主義內容的無產階級文化,在卷入社會主義建設各個不同的民族當中,依據不同的語言、生活方式等等,而采取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和方法”,并明確指出:“內容是無產階級的,形式是民族的,——這就是社會主義所要達到的全人類文化?!辈粌H如此,斯大林在同一篇文章中還進一步強調,“全人類的無產階級文化不是排斥各民族的民族文化,而是以民族文化為前提并且滋養民族文化,正像各民族的民族文化不是取消而是充實和豐富全人類的無產階級文化一樣”。這一觀點已經將無產階級文化與民族文化的關系由內容與表現形式的關系,推進到相互補充、相互滋養、相互促進的關系。馬克思主義理所當然地包含在無產階級文化之內,傳統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斯大林的這段論述對理解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傳統文化的關系也是適用的。

            不過,列寧與斯大林關于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文化關系的思考,是針對蘇聯內部存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語言這一現實的。對于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政黨怎樣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本國革命的具體實際以及自身的民族文化傳統相結合這一問題,列寧沒有明確涉及。而且,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勝利,使列寧之后的斯大林、布哈林等人認為,作為“蘇聯馬克思主義”的列寧主義具有普遍性,俄國應該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策略的故鄉”。這使得斯大林主導下的共產國際在向遠東各國“輸出”馬列主義、指導各國共產黨的實踐時,很少考慮其特殊的文化背景。而中國共產黨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實際上正是為了糾正王明等人照搬蘇聯經驗、機械地執行共產國際的有關決議與斯大林的指示這一錯誤做法,避免給中國革命造成更大損失。因此,當中國共產黨人獨立地探索馬克思主義理論,用以指導中國的革命實踐,尤其是在1930年代后期明確提出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當時的共產國際領導人以及斯大林和后來的蘇共領導人,實際上是不認同的。王明在他晚年于國外出版的《中共50年》一書中講:“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口號是錯誤的。這樣提出問題,本身就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的馬克思主義是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馬克思主義現在只能是,將來也永遠只能是國際主義的學說?!边@正是當年共產國際和蘇共理論界對于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主張所持的態度。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系惡化時,倡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更是成為蘇共理論家對中共進行攻擊的一個靶子。因此,中國共產黨進行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尤其是將馬克思主義與自身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實踐,是在共產國際與蘇共的懷疑與壓力下進行的,是一種勇敢的理論創新。

          二、毛澤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論述包含兩個維度,但更強調現實維度

            除了國際上的壓力外,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毛澤東與黨內的教條主義者也進行了十分艱難的斗爭?!榜R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正是在這個過程中逐漸生成的。

            在中共早期的歷史上,有蘇聯留學經歷、自稱掌握了純正的馬列主義理論的博古、李立三、王明等領導人,對于毛澤東將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努力不僅不認同,而且想方設法進行阻撓與打擊。毛澤東關于農村工作的許多有益探索,被他們稱為“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線”“右傾主義”。毛澤東關于中國農民中蘊含著積極的、革命的力量,農民應該成為中國革命最重要的一支生力軍的論述,關于建立農村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的設想,都因為在馬列著作中找不到直接的根據而受到質疑與批判。而毛澤東將中國古代戰爭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總結出來的關于游擊戰爭的軍事理論,也因為在蘇聯的軍事教科書中找不到根據,不斷遭到他們的嘲諷與反對。他們斷定,基于中國本土經驗,在中國的“山溝溝里”不可能產生馬列主義。

            正因為如此,面對土地革命初期以“立三路線”為代表的將共產國際和蘇聯經驗神圣化、模式化,施行“消滅富農”“集體農場”“土地國有”等激進政策,以及這種政策給革命造成的重大損失,毛澤東在1930年寫下了《反對本本主義》這篇文章,強調“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號召革命工作者注重調查研究,理論聯系實際。到了延安時期,面對從蘇聯回來的王明以馬克思主義權威自居,不了解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又頤指氣使的行為在黨內造成的嚴重不良影響,毛澤東告誡全黨,“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空洞抽象的馬克思主義”。中共的理論家陳伯達、艾思奇等人則撰寫了大量文章,通過對中國古代哲學史的研究,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自身的思想文化傳統之間尋找共通的東西,以證明“共產主義者必須而且已經在繼承著和發揚著中華民族的優秀的傳統”。

            1930年代與1940年代之交的幾年,是毛澤東一生中著述最為豐富的時期。他一生中比較重要的理論著作很多都寫于這一時期:1937年,毛澤東完成了《矛盾論》《實踐論》;1938年,完成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9年,完成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1940年初,完成了《新民主主義論》;1941年,完成了《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完成了《反對黨八股》《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尤其是在1939年前后,毛澤東同時對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古代哲學進行了十分深入的思考與研究。1938年,在他的倡導下,延安組織起了“新哲學會”?!靶抡軐W會”由艾思奇主持,陳伯達也曾參與其中。對這時的毛澤東而言,與黨內秀才陳伯達、艾思奇等人就哲學問題進行討論,成為一件樂事。毛澤東與艾思奇主要交流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與陳伯達交流的則主要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

            毛澤東的信件,尤其是寫給下屬與同僚的信件,往往惜墨如金。在已經公開的毛澤東信件中,有兩封寫于1939年初的長信,第一封是寫給陳伯達的,討論的是他的《墨子哲學思想》一文,有1000多字;第二封是就陳伯達的《孔子的哲學思想》一文與張聞天進行的討論,長達2000多字。在第一封直接給陳伯達的信中,他首先提出陳伯達的《墨子哲學思想》一文的題目“似改為‘古代辯證唯物論大家——墨子的哲學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學’較好”??梢娒珴蓶|是同意把墨子視為辯證唯物論哲學家的;接下來,毛澤東就事物的實、質與屬性問題,必然性與偶然性的關系問題,以及墨家“兩而無偏”與儒家“執兩用中”這兩個命題的區別問題等,談了自己的看法。第二封信涉及對儒家所說的“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忠與孝的關系、中庸思想、道德論等問題的討論。其中有贊同陳伯達觀點的,也有持不同意見的,但都是平等探討的口氣。在方法論上,采用的是與陳伯達一致的方法,那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立場為主導,讓馬克思主義哲學觀念與中國古代哲學觀念相互闡發。毛澤東將孔子的“過猶不及”這一命題與黨內的左傾、右傾兩條路線的斗爭相聯系,不僅評價了陳伯達在此問題上的認識,而且評價了朱熹的觀點,在古今之間縱橫捭闔,一方面顯示了毛澤東敏捷的才思,另一方面也表現出毛澤東深厚的古典學術素養。這一古典學術素養成為毛澤東思想形成的民族文化基礎。

            毛澤東本人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主張,是在1938年為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所作的報告中。這個報告中所說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際上已經包含兩個維度:一方面要求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環境,一方面要求用馬克思主義批判與總結中華民族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數千年的歷史文化傳統,繼承其珍貴的遺產。前者是現實維度,后者是歷史與文化維度。

            在寫于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毛澤東再次指出,“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中國共產主義者對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也是這樣,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在談到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性質時,毛澤東一方面批評那種對傳統文化不加辨別地全盤接受的主張,另一方面也堅決反對在文化問題上的民族虛無主義主張,強調新民主主義文化應當“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這里同樣有現實的及歷史與文化的兩個維度。

            然而,雖然中國自身的優秀傳統文化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有深刻的影響,毛澤東本人在思考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時也觸及了中國歷史與文化傳統這一維度,但當他最終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表述為“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時,更多強調的還是現實維度。在之后很多年里,在中共領導人正式的講話、重要的決議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基本上等同于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對中國傳統文化則強調批判地加以利用。正如有學者所說:“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盡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并未缺席,但我們的認識長期停留在‘一個結合’?!边@既與中國共產黨面對的特定歷史條件有關,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階段有關,也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關系問題本身的復雜性以及對這一問題認識上的不統一有關。

          三、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關系問題上的錯誤認識及其危害

            在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并不斷傳播發展的過程中,其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一直就是一個頗具爭議的問題。其間,曾經有人認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自身的文化傳統是異質的,因而是不能夠兼容的。持這種觀點的人既有來自馬克思主義陣營之外的,也有來自馬克思主義陣營之內的。來自馬克思主義陣營之外的人,往往以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傳統對立為理由,認為其缺乏在中國存在與發展的根基;或者是站在中國文化本位立場上,以保護中國自身的文化傳統為由,反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來自馬克思主義陣營內部的人,則往往以馬克思主義原理具有普遍性為由,認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存在與發展的過程中,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主要是負面的,是應該盡力剔除的因素;為了保持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與純潔性,在進入中國后,這一理論應該被“原汁原味”地理解與接受。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關系這一問題上,只能采取用馬克思主義批判、改造、轉化傳統文化的立場,而不存在用傳統文化融通馬克思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可能。

            100多年前,當馬克思主義剛剛進入中國的時候,人們就在爭論一個問題,那就是這種在歐洲產生的理論是否能夠解決中國的問題,是否能夠與中國自身的文化傳統完成對接并在中國扎下根來。1921年《新青年》發表了李達的《討論社會主義并質梁任公》一文,文中談到當年《改造》二月號特辟“社會主義研究”專欄進行討論的盛況:“一時梁任公、藍公武、蔣百里、彭一湖、藍公彥、費覺天、張東蓀一班人均有長篇文字,表明對于社會主義的態度?!边@里所說的社會主義由多種社會主義思潮組成,而以馬克思主義的學說最具代表性。當時,梁啟超等人認為社會主義并不適合中國國情,其提出的理由既包括在中國最緊迫的不是如何分配財富的問題,而是如何創造財富的問題,中國沒有形成產業工人隊伍,因而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在中國沒有社會基礎等;也包括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會威脅中國自身文化傳統的擔憂。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問題,實際上與100多年來不斷爭論的“中西”“體用”問題是聯系在一起的。鴉片戰爭之后,在中國為了自身的生存與發展而不得不借鑒西方文明成果的時候,文化上的“中西”“體用”問題便浮出水面,其間最有影響力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持這一觀點的學者一方面承認“今欲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然而同時又強調在引進西學的時候如果“不先以中學固其根柢,端其識趣,則強者為亂首,弱者為人奴,其禍更烈于不通西學者矣”。因此,他們認為“今日學者,必先通經以明我中國先圣先師立教之旨,考史以識我中國歷代之治亂、九州之風土,涉獵子、集以通我中國之學術文章,然后擇西學之可以補吾闕者用之,西政之可以去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無其害”。

            在中西文化的選擇上采取“中體西用”這一立場的人,雖然承認借鑒外來文明成果的可能性與必要性,但實際上也暗含了中西兩種文明在深層,即在文化觀念的層面上無法真正融通,外來文化會對中國文化的內在精神造成侵蝕與破壞,因而只能在“用”的層面接受這一文化的保守主義立場。

            同樣是基于文化保守主義立場,如果說張之洞等晚清的進步思想家強調“中體西用”,主要意圖還在于為西方文明成果的借鑒設定一個界限的話,那么到了20世紀初期,在章太炎、陳寅恪等人那里,對中華民族固有文化傳統的強調,已經與“反清排滿”“保國保種”“救亡圖存”等更具民族主義色彩因而也更有號召力的口號聯系在了一起,并發展成為明確的“中國文化本位”立場。1935年1月10日,由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干、孫寒冰、黃文山、陶希圣、章益、陳高傭、薩孟武、樊仲云等十位教授聯名在《文化建設》月刊上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把“中國文化本位”的立場以十分激烈的方式呈現出來,并引發了一場關于中西文化關系的大論爭。盡管發表“中國文化本位宣言”的十教授,主要針對的是以胡適為代表的“英美派知識分子”全盤西化的主張,但《宣言》也同時聲稱:“除卻主張模仿英美的以外,還有兩派:一派主張模仿蘇俄,一派主張模仿意、德。但其錯誤和主張模仿英美的人完全相同,都是輕視了中國空間時間的特殊性?!边@場論爭也迫使一些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開始認真地思考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這一問題。之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的提出以及文藝上民族形式的提出,都與這一歷史背景有一定的關系。

            從中國文化本位立場出發,否定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可能具有的聯系,一直是試圖否定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存在與發展合理性的人采取的一種策略。有些時候,這種意圖是以學術化的方式體現出來的。比如,由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舉辦的同人期刊《現代評論》在1926年就曾經刊登過一篇名為《墨學與社會主義》的文章。文章認為,“根據幾句零碎的話語”把儒家思想與近世的社會主義相比附是“穿鑿附會”。這等于否定了馬克思主義與儒家文化相通的可能性。文章還指出,“倘若我們要在中國的思想史上找出一種很類似近世社會主義的思想,而發之遠在二千年以前的,那我們一定推舉墨家的學說了”。但接下來便出現了這樣的斷語:“墨子的思想,只是與圣西蒙、克魯泡金、托爾斯泰諸人的社會主義相似,與馬克思的主義,在手段上,是完全相反的?!币虼?,這篇看似通過中國古代思想史的研究為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存在尋找證據的文章,最終卻排除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古代思想相通的可能性,其否定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存在合理性的意圖十分明顯。

            在國共兩黨的斗爭中,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立場對立起來,否定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通的觀點,順理成章地被國民黨中的右派分子利用,成為他們攻擊馬克思主義的一條重要論據。正如有學者所言:“國民黨的興起和民族革命的過程是與反清排滿相關聯的。因此,革命一開始,便有十分明確的和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與激進的暴力革命相伴的是文化——文學觀念上的極端保守?!眹顸h中的反共分子經常以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者與維護者自居,指責馬克思主義不符合中國的國情,破壞中國自身的文化傳統。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便是在1943年抗日戰爭進入轉折點時,為了宣示“抗戰的最高指導原則唯有三民主義,抗戰的最高指導組織,唯有中國國民黨”這一獨裁立場,由國民黨的理論家陶希圣捉刀,以蔣介石的名義出版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即便退守中國臺灣地區之后,像陳立夫這樣的國民黨內的理論家,仍然以中國文化的繼承者與代言人自居,在研究、宣揚中國傳統文化時,不忘聲稱馬克思主義不適宜中國、不適宜中國的傳統文化。

            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陣營內部,有人則認為馬克思主義既然是科學,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那么就可以原封不動地拿來解決中國的問題。從中國自身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與文化傳統出發去理解運用馬克思主義,只能導致對馬克思主義的偏離。因此,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入中國的過程中,為適應中國特殊的國情與特殊的文化傳統而進行的任何創新與發展都持懷疑與否定的態度。這種理論立場所暗含的,仍然是馬克思主義與包括中國傳統文化在內的中國本土經驗相互隔膜、無法融通這一前提。

            究其原因,上述認識其實還是受到了中共黨內一些人在中國傳統文化觀這一問題上長期存在的歷史虛無主義與民族虛無主義傾向的影響。馬克思主義是伴隨五四前后在中國展開的新文化運動傳入中國的,不少中共早期的領導人與理論家曾經是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與積極參與者。受新文化運動影響,他們往往對傳統文化持一種比較激烈的批判態度。針對胡適等人“整理國故”的主張,陳獨秀就認為這是“要在糞穢里尋找香水,即令費盡牛力尋出少量香水,其質量最好也不過和別的香水一樣,并不特別神奇,而且出力尋找時自身多少恐要染點臭氣”。茅盾也認為“要到中國古書——尤其是‘經’里面去找求文學的意義”的人是“一等反動家,頭腦陳腐,思想固陋”,其觀點“實在不值一駁”。瞿秋白則就中國傳統文化的整體作過這樣的判斷:“中國的舊社會,舊文化是什么?是宗法社會的文化,裝滿著一大堆禮教倫常,固守著無數的文章詞賦;禮教倫常其實是束縛人性的利器,文章詞賦也其實是貴族淫昏的粉飾?!?/p>

            抗戰時期,一方面,中共領導人與理論家在積極探索、積極提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與發掘;另一方面,為了揭露國民黨以中國文化的正統繼承人自居,倡導尊孔復古的行徑,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斷地提醒人們,對傳統文化要采取一分為二的態度,在繼承傳統文化的時候,要剔除其中的封建主義糟粕。這也導致后來許多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面對中國傳統文化時,更多地采取了簡單的批判與否定的態度,而對于中國文化自身的豐富內涵很少進行深入的了解,因而也就無法建立起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信心。

            在作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成果的毛澤東思想被確立為中共的指導思想之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念已經得到多數人的認可。但是,在具體的理論研究中,仍然有學者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這一問題的認識上存在誤區。比如,有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具有科學性的理論體系,是一種建立在科學的方法論基礎上的學說,無論其理論觀點還是所采用的理論方法,都與中國傳統文化十分隔膜,因為包括儒家學者在內的中國古代思想家所表達的只是人生態度、道德理想,許多問題都沒有上升到哲學的高度;以“陰陽五行”“天人合一”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概念充滿玄學色彩,是反科學的。也有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建立在農業文明基礎上的封建文化,馬克思主義是隨現代工業文明而產生的現代文化,兩種不同性質的文化是根本無法融通的。在討論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價值時,也有學者堅持認為,民本思想從根本上講,是從維護統治者的地位出發的,因而不承認其中包含的一些進步思想在現代社會還可以發揮積極的作用,更不愿承認古代民本思想的許多觀念與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所奉行的人民觀可以相通,不愿意承認毛澤東等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人民觀的形成曾經深受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啟發與影響這一事實。這些認識上的混亂制約著人們對中國自身歷史文化傳統的信心,制約著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合的深度。

          四、“兩個結合”中文化維度的凸顯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推進到更高階段

            實際上,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駁斥了那些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中國“水土不服”的觀點。五四前后,曾經有許多“主義”進入中國,許多社會改造方案擺在中國人面前,各種政治力量也進行了各種各樣社會改造的試驗。在諸多“主義”、諸多社會改造方案的激烈競爭中,馬克思主義最終取得勝利,古老的中國最終選擇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道路。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順利地在中國生根開花并顯示出了強大的生命力,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具有某種“親和性”。正是這種“親和性”使得馬克思主義在剛進入中國時,便在知識群體中遇到一個有利的“接受視野”;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進一步傳播與發展時,這種“親和性”則為其奠定了廣泛的民眾基礎;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形成的過程,更是二者相互激發、逐漸融合的過程。

            國外的漢學家謝和耐曾將馬克思唯物史觀中的社會發展階段論與儒家的社會進化學說相比較,認為“那種出于一種社會—經濟學的辯證法而認為人類由原始共產主義發展到未來社會主義的五階段理論,使人聯想到了公羊派有關‘大同’的末世觀點……在所有的西方哲學中,馬克思主義無疑距中國思想之基本方向最近”。儒家學者所說的“大同世界”與馬克思主義所宣揚的共產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確有許多共通之處?!抖Y記·禮運》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等關于大同理想的描述;在儒家的另一部經典著作《春秋公羊傳》中,則提出了人類社會的“三世說”,即“據亂世”“小康世”和“大同世”,把大同世界看作人類歷史必然走向的一個階段,而“小康世”則是走向大同世界的一個過渡階段。儒家的“小康世”“大同世”作為一種理想,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三世說”還被晚清的康有為等人拿過來加以發揮,作為其維新變法最重要的理論支撐。而到了20世紀初期,當馬克思主義理論進入中國的時候,許多國人最初對馬克思主義學說所講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理解,就建立在“天下為公”“耕者有其田”“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樣的大同理想之上。當初,李大釗在談到自己的社會理想時,就曾經使用“大同”這個詞語,他說:“個性解放和大同團結,這兩者都是新生活、新秩序所不可缺少的。期望人類最終能打破國界,實現我們人類全體所馨香禱祝的世界大同?!崩钸_在論及“社會主義”時,也認為社會主義就是“反對個人競爭主義,主張萬人協同主義。社會主義有兩面最鮮明的旗幟,一面是救濟經濟上的不平均,一面是恢復人類真正平等的狀態”,從中可以隱約見到大同世界的影子。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則明確地講:“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認為“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才能“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到了“新時期”,鄧小平則創造性地把“小康”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奮斗目標提了出來,極大地鼓舞了人們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熱情。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把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理想與中國古代所說的“大同世”“小康世”聯系起來,開始時代表的是一種對馬克思主義比較初步的認識水平,后來則成為他們的一種話語策略:用中國老百姓所熟悉的社會理想去解釋自己的政治主張。但無論屬于哪種情況,都建立在一個基礎之上,那就是他們所宣揚的社會理想與中國古代儒家的社會理想之間確實有共通之處。

            “人民”這一概念曾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出現,他們的有關論述為馬克思主義的人民觀奠定了理論基礎?!叭嗣瘛边@一概念以及與之相關的“以人民為中心”“執政為民”等理念,在中國共產黨的思想體系中也始終居于核心地位,“為人民服務”更被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加以強調。而就其理論資源來講,中國共產黨對人民性立場的強調,不僅受到馬克思主義人民觀的影響,也與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民本思想形成呼應?!叭嗣瘛边@個概念在中國被廣泛接受,與中國古代豐厚的民本傳統也有關聯。

            另外,中國古代樸素的無神論思想、辯證法觀念,在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唯物辯證法思想時也都成為一種“前見”??梢哉f,中國傳統文化雖然與馬克思主義在時空上有很大距離,屬于不同的思想體系,但二者之間并非不兼容,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優秀傳統文化曾經發揮了十分重要且積極的作用。對此,李澤厚早就有過十分精彩的論述。他認為,“為什么馬克思列寧主義會這樣迅速地和忠摯地首先被中國知識分子而后為廣大人民所接受所信仰”,這一方面是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處于民族危機中的中國提供了遠大的理想與現實的方案;另一方面,也因為“如果將馬克思主義與許多其它一種近現代哲學理論如新實在論、分析哲學、存在主義相比較,馬克思主義對中國人也許更為親近”,中國人“重行動而富于歷史意識、無宗教信仰卻有治平理想,有清醒理知又充滿人際熱情……這種傳統精神和文化心理結構”“在氣質性格、思維習慣和行為模式上,使中國人比較容易接受馬克思主義”。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二者之所以能夠融通,一方面由于在西方產生的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對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政治、文化進行全面反思與批判的理論,其在終極社會目標設定時所具有的理想主義色彩、其在社會改造問題上所持的實踐理性態度、其重視人事反對宗教神權的人文主義精神等,確實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許多內容是相通的;另一方面,中國傳統文化作為具有5000年歷史的人類文明的重要成果,也必然包含許多具有普遍價值的哲學觀念、社會理想、人生智慧、道德原則,這些因素也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

            100多年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與發展的過程,既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改造中國的過程,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創新與發展的過程,而其創新與發展的語境,就是中國自身的國情與民族文化傳統。而就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而言,其影響是雙向的:一方面,中國傳統文化受到馬克思主義的深刻影響,在與馬克思主義結合的過程中完成了現代轉型;另一方面,在與中國文化傳統相遇時,國外的馬克思主義不僅在形式上被打上了“民族化”的烙印,在內涵上也得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滋養。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明確作出“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一論斷,其最重要的意義就在于充分肯定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廓清了百年來在這一問題上的各種模糊認識,表明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已經具備高度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標志著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進入了一個新的、更高的階段,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繼續發展,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同時也為中華民族以自己開創的現代化文明形式貢獻世界提供了理論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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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ㄗ髡撸恒?,本名張紅軍,文藝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山東大學文化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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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7-18 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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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哲學新境界 9香蕉视频√天堂官网在线_女子自慰喷潮A片免费观看_秋葵app视频入口官网_奇米在线在线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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